“知道了”、“规格够高了”、“不再送了”。

1989年11月，邓小平的舅舅淡以兴去世。四川广安县的县委事无巨细地报告了病情和丧礼标准后，却只收到了这短短的三句回复。

县委曾为此沉思了许久，待他想明白时，顿时对邓公肃然起敬。

那这三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邓公和舅舅的关系又如何呢？

邓公的舅舅

1949年的年底，邓公出任西南局第一书记、西南军区政治委员。

年后开春，消息传到了广安老家，但有些当地的人却越说越离谱。

说他30年都不回家，是因为留学回来以后，看不上他们这些穷亲戚了。淡以兴想了想，还是决定去看看他，看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回家。

按辈分说，淡以兴是舅舅，但要按年龄算，他其实只比邓公大4岁。当时邓公的父亲常年在外，所以母亲就经常带着他回娘家。

他们年纪相仿，就没有太计较辈分，只当是两个小男孩待在一起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新鲜玩法。

后来年纪大些，他们就一起读私塾，一起上小学，直到要读中学时，才因为规划不同而走上了各自的人生之路。

邓公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广安中学，继续学习，淡以兴则着手经营家族田产。

之后，邓公先是去了重庆的留法预备学校，接着又去了法国留学。辗转下来，两人竟是有30年没见过面了。

这几十年，邓家也几经变故，只留下一个继母还在家里撑着。如果要见邓公，一定要把她也带过去。于是，淡以兴就叫上了邓公的继母夏伯根，两人一起来到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大楼前。

他们的穿衣打扮跟周围的人都不一样，站在大门口又有些不知所措，一下就引起了值班警卫的注意。见有人走过来，淡以兴连忙解释道：“我找邓希贤，我是他舅舅，他是在这里当官吧？”

警卫员确认好他们的身份后，转身就往大楼里跑。想着是政委的家人，不能怠慢，也就没顾上会不会打扰政委开会的问题了，推开门就喊：

“政委，您舅舅带家人来了。”

突然被打断，邓公还愣了愣，待反应过来对方在说什么时，他已经恢复了先前的严肃。警卫员见他半天不说话，一时也摸不准他的意思，只能试探着问：“用不用通知卓琳校长，请她招待一下？”

他立即摇了摇头，摆手说：“不用，先给他们找个招待所住下，弄点简单的饭菜，我把会议开完就过去。”

等他们真正见面时，天已经黑了，桌上的饭菜也凉透了。淡以兴喝了点酒，看上去格外沮丧，对着进门的人就是一阵嘲讽：“当了大官，当真六亲不认了啊，皇帝还有几个草鞋亲呢！”

“舅舅。”邓公知道舅舅说的是气话，但他也有自己的顾虑，所以只能无奈地喊上一声，表示自己心有苦衷。

淡以兴的心里也有数，只是气还没消，继续挖苦道：“还晓得舅舅啊？你亲娘老子你还记得不？”

本以为这没能回家尽孝的外甥，听到这句话后，多少会受到些刺激。可谁知，人家只是不轻不重地说了一句“记得”，就没了。

什么叫记得？既然记得，为什么不回去？

淡以兴被这两个字弄得一下就没了指责的心思，转而蓄满了一肚子的酸楚和委屈，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。

一边哭，一边自顾自地讲他可怜的姐姐。姐姐整日整夜地盼着留学的长子回家，盼了七年，都把自己盼出病来了，却到死都没有盼到儿子回家。最后走的时候，她才四十出头。

“她以前最疼的就是你了，你想过她的心情没有？”淡以兴激动地质问道。

这个问题问得邓公心中隐隐作痛，他的眼睛也渐渐湿润了起来。他印象中的母亲，是最正直善良、勤劳能干的慈母。父亲在外，她就一个人揽下了所有的活儿。

洗衣做饭、养蚕缫丝、喂养牲口、缝缝补补，仿佛没有什么是她做不了。离家的那天，她哭着和弟弟妹妹送了一程又一程，自己还承诺过，等将来书读好了，就去接她。

没想到，等着等着，竟成了如今这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局面。

父亲也是一个有远见、有抱负的开明人，虽然在外，但却从来没有缺席过。如果不是他提出“留法”，恐怕也不会有后来的邓公。

他们最后一次见，似乎还是登上“吉庆号”客轮赴法的前一天。那天是他十六岁生日，父亲带着母亲做好的广安牛肉干赶到了重庆。

他们在太平门的一个小餐馆，点了好几个好菜。可拿起筷子的时候，向来坚韧的父亲却忍不住哭了。

那一桌子好菜，最后却没吃下几口。那包沉甸甸的牛肉干，他从中国码头吃到了法国马赛，吃了一个多月。当时他也向父亲承诺过，会学成归来，报答父母。可惜的是，他还是没来得及。

他对父母最后的印象，竟是多年以前，两人站在码头，一直挥手、挥手，直到他再也望不见他们为止。

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克制着自己不去多想，但这些记忆却一如既往地清晰。

淡以兴见他神色忧伤，没有忘本，才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，松懈下来，这才想起，旁边还有一个夏伯根。

“对了，这是你后妈夏伯根，”他连忙将一旁的女人拉过来。为了不让两人有芥蒂，主动帮忙解释，“她可是好人，最后给你老子披麻戴孝的可是她！”

其实邓公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个高挑的妇人，她的衣衫虽然算不上新，但却十分干净，没有褶皱。刚才没顾上她，她也不急，只在一旁站得直直的，一看就是勤劳利落的人。

淡以兴介绍说，她是嘉陵江边一个船家的女儿，勤劳能干，又有胆识，在老家也是人见人夸的好媳妇。

有一次，她的女儿邓先芙把华蓥山游击队的战士给领回了家，她二话不说，就把大家带到家里藏起来。

不仅煮粥做饭，还帮大家把枪藏在草垫子底下，自己挑着担子送战士们走过了搜查的关卡。邓公的父亲走后，一家人都是靠她撑下来的。因为她，村里人都说他们邓家有福气。

夏伯根其实只比邓公大5岁，当着他的面被这样夸，她也有些不好意思了，所以连忙拉住淡以兴，让他别说了。然后自己对邓公解释道：“我就是听说你回来了，想看看你，没别的意思。”

邓公也没想到，这世上除了自己的母亲，竟还有一个女人能为他们家做到这样的地步。他明白其中的艰辛，也深深地被感动了，眼里含泪地向她承诺：“夏妈妈，你留下来，今后我们给你养老！”

看到自己被认可，夏伯根也跟着擦起了眼泪。而之后的十几年里，无论邓公夫妇是起还是落，她都一直跟在他们身边，和他们同甘共苦，直到走到生命的尽头。

安顿好了夏伯根后，邓公又看向了淡以兴。他想起了自己的弟弟邓垦，舅舅之前一直是靠经营家族田产为生的，可以说，田就是他们的家当。

但他说卖就卖了，钱还全给了邓垦，用作去延安参加革命的路费。后来他们一家还因此受到牵连，弄得妻离子散，大儿子还被敌人打断了双腿。

按理说，到了能力允许的时候，应该帮他找个差事，回报这份情义。可任何岗位都需要能者居之，舅舅能服众吗？

邓公考虑再三，还是为难地说道：“舅舅，我和邓垦都记得你的帮助，我知道该给你谋个差事，但是差事不能白给啊......”

淡以兴欲言又止，苦笑了一下，终究还是把视线转到一旁去了，平静下来后，才缓缓说道：“舅舅虽然没啥本事，但是养活自己还没问题！”

邓公的三句话

两天后，淡以兴就独自回了广安老家。邓公虽然不能帮他找好的差事，但从那时开始，他每月都会从自己的工资中分出一部分，寄给舅舅，刚开始是10元，收入高一点后，就加到了20元。

当时的猪肉才卖三毛五一斤，10块钱对于普通家庭来说，已经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了。

他嘱咐过当地政府不准给淡家任何优待，但哪怕是后来的特殊时期，他也会节衣缩食，省出一部分寄给舅舅，天气寒冷时，还专门寄去了一件厚实的棉衣。

淡以兴一家对此都十分感激，也一直告诫自己的孩子，要自食其力。他的儿子淡文全虽然从没有见过自己这位表兄，但却一直记得他们的恩情。

70年代时，淡以兴去街上买肉，当时排队的人中，有认识他的，就直接指着他说，他是邓大人的舅舅。

当时情况特殊，所以他听到这句话时，整个人都不敢动了。

长长的队伍里，所有人都转头看他，卖肉的老张更是吼了一嗓子：“邓大人的舅舅，请到前面来！”

想到从前受牵连时的情景，他有些不受控制地发起抖来。老张见他不动，看了看排队的人，又来了一嗓子：“邓大人为老百姓好，让他舅舅先割点肉可以吧？”

淡以兴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后背的汗被风吹得发凉，心里却是又酸涩又感动。他不想搞特殊，大家就直接把他扶到了最前面，所有人都自觉地往后站。

老张把肉递给他后，告诉他：“你是他舅舅，你告诉他，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，我们心里都装着他！”

淡以兴捧着肉，强压下了心中的酸楚，直到走到房角，才忍不住痛哭起来，久久不能平静。

他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大事，但他这个做舅舅的，永远都会支持自己的外甥，所以他还是寄了一封简短的信，以示鼓励。

1989年，淡以兴因病去世，广安县的县委顾及他的身份，便将他不幸逝世的消息和预备的丧礼标准报告到了邓公办公室。邓公只回了三句话，却让县委沉思了许久。

“知道了”，感谢你及时告知。虽然他是亲舅舅，但丧礼的“规格够高了”，不用搞特殊，花圈之类的东西也“不再送了”。

邓公没有来参加丧礼，后来的祭祖，也是他的儿子邓朴方替他回来的。他不是不想回家，而是怕“回去会大张旗鼓，骚扰地方”。

他的长女邓林曾说，他对自己孩子的要求是，他们家的孩子一定要有所作为，如果不能是大作为，那就争取中作为、小作为，不能出格，不能违反纪律。在自己的位置，就要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到最好。

淡文全听到这些话后，理解了表兄的做法，并深受感触，表示他虽然没上过学，但可以做一个好的农民，发挥自己的作用。到后来，他也将这些话都讲给了自己的儿孙们听，让所有人都谨记，要自食其力。

事实上，淡氏家族在广安也是一代名门望族，历代以来，都传承着优良的家风，以“公而忘私”的奉献精神闻名。

邓公的母亲顾全大局，无论多么思念儿子，都没有去要求他回家。淡以兴从前卖掉田产，也并不是想要图什么回报，而是他知道，邓家兄弟要做的事，是为国为民的大事。

邓公的父亲是当时少有的上过新式学堂的人，学习过新思想，参加过炮哥会，所以他鼓励自己的孩子走出国门，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后，再回来报效祖国。

正所谓“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”。邓淡两家都是嫉恶如仇、忧国忧民的人，在这样的家风之下，能出现一个邓公也就不足为奇了。